《人生的开端——我的少年时光》安徒生经典童话在线阅读

人生的开端

——我的少年时光

我的一生就像一个童话故事，快乐又曲折。年少时的我只身闯荡这个世界，穷困潦倒，无亲无故，可回首我的一生，我想我是幸福的、理智的、成功的。我甚至认为，就算在我年少时曾经遇到过一位好心的仙女，告诉我说“选择你脚下的路、你奋斗的目标，然后朝着心想的方向前进，不管遇到何种意外，我都会引导并保护你走到最后”，我也不一定会像今天这样幸福。我的一生告诉我，也告诉这个世界，世上自有仁爱的主，他为我们指引一切。

1805年，奥登赛（奥登赛，丹麦第三大城市。丹麦第一大城市为首都哥本哈根，第二大城市是日德兰半岛东岸的奥胡斯）的一个小屋里住着一对恩爱的新婚夫妇。男的是一个鞋匠，刚刚二十二岁，天赋异禀，却有着一颗诗人的心。他的妻子比他年长几岁，对生活以及这个世界毫无戒心，只有着满满的好心肠。男人亲手制作了他的制鞋台，以及他作为一家之长给这个家带来的第一件家具——一个床架。这个床架是他用棺木架子改的。不久前，这棺木架子上还摆放着特兰普伯爵的棺木，而这床架边缘上依稀可见的黑纱更是让人记忆犹新的佐证。

1805年4月2号，床架迎来了一个新客人。床架上躺着的不再是那具高贵的、包裹着黑纱的、由烛光环绕着的遗体，而是一个神气活现、嗷嗷啼哭的宝宝。那就是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据说，在我出生的第一天，我的父亲就一直坐在我的床头大声朗读霍尔伯格·路德维希（霍尔伯格，1684-1754，挪威著名作家、剧作家、哲学家，被公认为现代丹麦文学与挪威文学的奠基人）的作品，可这一招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依旧哭个不停。“不睡觉的话，就安静地听一下吧。”父亲开玩笑地说，可我还是哭个没完。即便是到教堂接受洗礼的时候，我都依然哭得惊天动地。一位快人快语的牧师脱口而出道：“这孩子哭得跟猫叫似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永远地刻在了母亲的心里。好心而穷困的移民戈马尔神父发现了，便安慰母亲道，孩子哭得越凶，长大了就唱得越好听。

当时，我们的小屋子很拥挤，里面堆满了制鞋台、大床、我的婴儿床，等等。尽管如此，这里依旧是我童年的小窝。屋里的墙上挂满了照片，而制鞋台上的书架上则塞满了书和诗集。小橱柜里装着剔透的陶瓷盘子和铁锅。从梯子爬上去，就可以到屋顶。在我们家和邻居家屋子之间，有一处排水沟，那里放着一个大木箱，里面填满了泥土。这就是我母亲的私家花园，她在这里种着各种蔬菜。在我的童话作品《白雪皇后》里，这座花园盛开着鲜花。

我是家中的独子，因此深受宠爱。母亲经常跟我说，我比她小时候要幸福得多，我简直是被当作贵族小孩抚养大的。母亲说，她小的时候常常被撵出家门乞讨，有时候她一天都讨不到一分钱，只能躲在桥洞下面哭。在我的作品里，我从两种角度刻画了我母亲的角色：一个是《即兴诗人》里的老多米尼加，另一个是《不过是个提琴手》里的克里斯蒂安的母亲。

我的父亲也是事事顺着我心。我在他的心里永远排在第一位，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照顾我。周末的时候，父亲会给我制作万花筒和各种玩具，还有可以移动的拼图。他给我朗读霍尔伯格的戏剧，还有《天方夜谭》。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大概是因为在他以制鞋为生的日子里，他能感受到的唯有苦闷而已吧。父亲的父母本来是阔绰的农场主，哪知厄运接连而至，家境也就渐渐没落了。牛群得了瘟疫死掉了，农舍被一场大火烧掉了，最后，祖父也疯掉了。祖母跟着祖父一起搬到了奥登赛。父亲虽满腹诗书，却不得不听从父母的安排，做了一个鞋匠的学徒。虽然父亲一心想去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可现实与理想是有差距的。镇上几位有钱的先生倒是曾经讨论过凑钱，来支付父亲的寄宿费和学费，可终究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实践。可怜的父亲眼看着自己的梦想破灭了，可他始终在心里给这份梦想留着一块位置。我到现在都记得，在我儿时的某一天眼见着父亲眼里噙满了泪花。那一天，一位在文法学校上学的年轻人来我家量尺寸，他想要做一双靴子。聊天的时候，他还拿出了他的课本，给我们讲他都学到了哪些知识。

“这本是我可以走的路啊！”父亲亲了亲我的脸蛋，轻声感叹道。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再说话。

父亲很少跟同辈人打交道。周末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一起去树林里散步。就算到了树林里，父亲也不喜欢说话，他总是喜欢静静地坐着。而我则会到处乱跑，把草莓捆在自己扎的花环上。母亲偶尔也会和我们一起去树林。在我的印象里，她大概一年只去两次，基本都是在五月。那个时候，树木都已发出嫩芽，被罩上一层浅浅的绿色。母亲会穿上一件棉布长裙，在我的印象中，那似乎是她只有在假日才会穿上的裙子。除了像这样的散步以外，母亲只会在去领圣餐或是其他正式场合的时候，穿上这套裙子。散步后，母亲总是会采一大把新鲜的山毛榉花带回家，并插在屋顶的小花园里。下半年的时候，我和母亲会把圣约翰青草枝插在屋梁的缝隙里。我们把青草枝当作一种预兆，它长得越长，那我们就活得越久。青树枝和图画装点着我们小小的屋子。母亲总是竭尽所能地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对于母亲来说，干净的亚麻色床单和纯白色的窗帘是她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对我意味深远。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这件事深深地撼动了我的心。那是一次家庭聚会，可是你能猜到这次家庭聚会是在哪里举行的吗？那是在奥登赛的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是一个让我心惊胆战的地方，就像法国小孩心中的巴士底监狱一般。那是奥登赛劳改所。

我的父母跟那里的一个狱卒很熟悉。有一次，我们被邀请去劳改所参加家庭聚餐。那个时候，我还非常小，我记得自己一直是被父母抱在怀里的。

对于我来说，劳改所就像是一座储藏着各式各样小偷和强盗故事的宝库。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保持一段距离站在一旁，呆呆地听着牢房里男人们的吟唱和女人们嗡嗡的纺织声。

我跟着父母找到了狱卒。铁闩大门重重地打开，又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钥匙声重重地关上。走过一条陡峭的楼梯后，我们来到了目的地。我们吃饭的时候，两个囚犯一直在我们桌旁服务。可是，我实在无法鼓起勇气从他们手中接过任何食物，就算是最好吃的甜食，都被我一一推开了。母亲跟他们说我生病了，于是他们让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听到耳边传来嗡嗡的纺织声以及遥远的歌声。这一切到底是幻想还是事实，我真的无法辨别。不过我敢确定的是，我当时非常害怕，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不过，我还是保留着天生的幽默感，我甚至还在脑子里编了一个有关我只身勇闯强盗城堡的故事。晚些时候，父母抱着我回家了。有关那一天的最后记忆，便是打在我脸上、让人刺痛的雨水。

现在的奥登赛和我童年时期的奥登赛完全是两个地方。那个时候，在我小小的心里，奥登赛可是比哥本哈根这种地方还要出名的！奥登赛四面环水，至于其他方面，我就不清楚了。那个时候，奥登赛是一个比其他城市要落后一个世纪的地方。许多在别的城市早已消失或灭亡的传统和习俗，在那里却依旧代代流传着。狂欢节的时候，各种行会、协会都会纷纷摘下自己的招牌，跟着飞扬的横幅在马路上大步前进。他们各自手拿一把剑，剑上刺着一颗用彩带缠绕的柠檬。队伍最前头，是一个手里拿着铃铛和木剑的丑角。队伍里还有一位老人，叫汉斯·斯特鲁斯。看到他的那一刻，我着实吓了一跳。一方面是因为他健谈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被涂满黑色颜料的脸（鼻子没有涂，还是保留着原本的红色）。母亲似乎很欣赏这位老先生，甚至还跟他攀谈起来，似乎想要看看我们与他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朋友或者亲戚。可是我到现在都记得，带着“贵族”之气的我，一口否决了与这个“傻瓜”之间的任何有可能的关联。

狂欢节的第一个星期一，屠夫们会赶着一头装饰着花环的健壮的公牛巡游，牛背上通常还有一个身着白色衬衫、戴着装饰翅膀的男孩。

水手们也会随着街边飞舞的彩旗、饰带以及欢快的音乐起舞。两位勇敢的水手登上了摔跤台——那是一块搭在两只小船上的木板，然后进行摔跤比赛。没有跌入水中的那一位便是胜利者。

然而，真正在我心里历久弥新并不断被人提及的记忆，却是1808年西班牙军队入住菲恩岛事件。1808年拿破仑派兵进入西班牙，开启了半岛战争，企图占领西班牙。由于瑞典反对拿破仑，丹麦支持拿破仑，丹麦与瑞典发生战争。当时，丹麦决定与拿破仑合作，拿破仑那时已向瑞典宣战。就在大家尚未搞清楚状况之前，法国军队以及西班牙联军收到了庞特克沃王子马歇尔·博纳多特的命令，进入了菲恩岛，他们打算从这里进入瑞典。那时，我还不到三岁，可我对当时的场景却记忆深刻：深棕色皮肤的人们在大街小巷穿梭忙碌，大炮直接从集市上开火，或者就在主教公寓前开火。外国士兵四仰八叉地躺在人行道或路旁的草堆上，草堆后面是几乎完全被烧毁了的圣·约翰大教堂。科尔丁城堡也已经烧得差不多了，那里曾经住着庞特克沃的妻儿。后来，庞特克沃也来到了奥登赛。校舍已经全部被改成了警卫室，于是，大家只好在大树底下或大马路上做弥撒。据说，法国士兵是非常自大傲慢的，而西班牙的士兵则更温和、更友好。两国士兵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怨恨，而可怜的西班牙士兵似乎更让人同情。

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看见我，把我举了起来，还把我按在他的胸前。我的嘴巴碰到了他戴在胸前的那块银色徽章。母亲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因为她说那徽章是天主教的。可我倒是觉得很中意那块徽章，也很喜欢那个士兵。他带着我跳舞，亲吻我的脸颊，还落下了眼泪。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家中也有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吧。我还曾看到，这位士兵的一位战友被拉去行刑，因为他杀害了一个法国人。许多年以后，我又想到了这一幕，于是就写了一首小诗——《士兵》。自从被查米索翻译成德文以后，《士兵》就成了脍炙人口的诗歌，后来它又被改编成了一首具有原创性的德国民歌——《士兵之歌》。

另外一件事情同样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我六岁那年发生的1811年彗星事件。母亲告诉我说，彗星会把整个地球都毁掉，就算不毁掉，也会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因为《西比拉预言》（西比拉是西方传说中能预言未来的女巫。她自称是代神发言的女巫，传说她常在各个城市、国家之间巡游）里就是这么说的。我认真地听母亲讲了所有那些迷信故事，然后笃定地相信那都是真的。我和母亲还有一些邻里的妇女们一起站在圣康特教堂的院子里，抬头仰望着那可怕又厉害的、拖着又大又亮尾巴的火球从天而降。

当时，大家都在寻找恶灵的踪迹，或是世界末日的征兆。这时父亲来了，他一点都不赞同这些女士们的观点，相反，他给出了一个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解释。母亲听完叹了口气，邻里的妇女们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父亲置之一笑然后走开了。我意识到，父亲似乎并不赞同我们的信仰，这让我感到有些害怕。晚上，母亲和外祖母一起聊着天，我在一旁听着，但不太能听懂她们说的话。不管怎样，我还是坐在母亲的膝头，看着母亲温柔的眼眸，期盼着彗星能够冲下来，让人类接受审判。

我的祖母每天都来我家。哪怕就待一小会，她也一定要来看一下她的小孙子。我总是能给她带去快乐和喜悦。祖母是一个话不多却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有一双温柔的蓝眼睛，还有一副虽饱经风霜却依旧健康的体格。我的祖母曾经是乡下很有钱的太太，后来竟沦落为了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的穷人。对此，她从没有过任何怨言。遭遇过打击的祖父和祖母，现在住在一栋小屋里，这栋小屋几乎是他们二人的所有积蓄了。我从没见祖母掉过一滴眼泪，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每一次她的叹息都是那么让人心碎。她常常跟我讲起她自己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位富裕的贵太太，住在卡塞尔镇上，最后嫁给了一位“喜剧演员”——是的，祖母就是这么说的。祖母的母亲跟她的情人毅然私奔，离开了家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也正因为如此，她的子孙后代们都要为此而忏悔不已。我不记得祖母是否提过她母亲的姓氏，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叫诺姆森。祖母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负责照料那里的花园。每个星期天傍晚，祖母都会带给我们一束鲜花——精神病院的负责人似乎并不介意她这么做。这些鲜花装点着母亲的碗柜，但说到底，这些鲜花的所有权与支配权都是属于我的，所以，只有我可以把这些鲜花放在盛水的玻璃杯里。这多棒啊！奶奶带了那么多的鲜花给我，她真是全心全意地爱着我呀！我都明白，也都懂。

祖母每年都要把花园里的枯枝烂叶收集起来，以便集中焚烧。焚烧每年会有两次，每次祖母都会带上我。我躺在花园里那一堆堆的树叶上或豌豆秸上。在那里，我有许多花可以玩，还有许多饭菜可以吃。那里的饭菜比自家的饭菜可要美味多了，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个致命的诱惑。

这里的精神病人大多都是毫无威胁的，所以你可以在院子里毫无戒备地走来走去。他们常常在花园里碰到我和祖母，每每此时，我会在一旁半是好奇半是害怕地听着他们说话，然后跟着他们走来走去。有时候，我甚至还会跟着护工去到“重病区”，也就是疯人区。只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可以通往疯人区的病房。有一次，我没有跟上前面带路的护工，而是在一间病房外停了下来。我俯下身，趴在地上，顺着门缝朝里看。只见一个几乎光着身子的女人正躺在自己的草席上，她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那女人用动听的声音唱着歌。就在这时，女人突然站了起来，向着我在的方向猛地冲了过来。门上用来投递食物的活门被她撞得剧烈地晃动起来。她发现了我，现在正直直地俯视着我，还把长长的胳膊伸了出来。我害怕得叫了出来，我感到她手指的指尖正在我的衣服上摩挲。护工回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吓得半死了。在以后的很多年里，这一幕依然在我眼前不断浮现。

就在集中焚烧树叶的地方旁边，有一个专门给老太太们纺织用的房间。我也时常去那里，不用说，很快便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有这样一群老太太作观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口才竟是如此地让人惊叹。在此之前，我就听说过一些有关人体内部构造的原理。当然，我对那些原理是一点都不懂的啦。只是觉得有些意思，所以就记了一些。手头正好有粉笔，于是我就在门板上画了许多鬼画符，用来代表肠子。当然，最让她们咂舌的，是我作的有关心脏和肺部的演讲。老人们都把我当作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而聪明绝顶的孩子都是活不长的。为了奖励我的好口才，老人们给我讲了很多寓言故事。于是，一个如同《一千零一夜》般绚烂的故事世界就在我眼前展开了。

老太太们给我讲的那些故事，以及我在疯人区见到的那些场景，都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天黑之后，我便不敢出门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家里太小，我的折叠床根本无法打开，我便获准在父母那有着长长的印花窗帘的大床上而且是早早地躺下了。天还没黑我就睡了。我沉醉在自己的美梦里，忘记了白天里那个真实的世界。

当时，我非常害怕我那有点痴呆的祖父。他只主动跟我说过一次话，而就是这一次话，他还用了正式用语“您”。他喜欢用木头雕刻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什么兽头人身啦，什么有翅膀的动物啦，等等。他喜欢用一个篮子把这些作品都装起来，然后送到乡下去。农村的妇女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因为祖父总是把这些奇怪的玩具免费送给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有一天，祖父正在回奥登赛的路上。忽然，我听到街上几个男孩正在冲祖父大喊大叫。我吓得躲在了楼梯后面——我可是他的骨肉啊！

我很少跟其他男孩一起玩。就算在学校，我也很少参与他们的游戏。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在家的时候，我玩的东西就太多了，都是父亲给我做的。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给玩偶做衣服，或是把母亲的围裙支在两面墙和两根棍子上，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一处像野营帐篷一样的天地了。我在院子里种了一小丛醋栗，这样我就可以坐在帐篷里看着被太阳照得金光闪闪的叶子了。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所以常常闭着眼睛到处跑，以至于大家都以为我视力不好。实际上，他们是从我口中才知道“视力”这个概念的。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老太太经营的启蒙学校学字母拼读。那个老太太喜欢坐在挂钟旁一把高背的椅子上。每到整点报时的时候，钟里面就会有一些小机器人跑出来。老太太总是随身带着一根大木棒。学校里基本上都是女孩，而且学校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读书的时候应该非常大声，而且要用最高的调子朗读。老太太不太敢打我，因为我母亲在给我报名的时候就说了，老师不准打我，否则我会立刻退学。有一天，我还是被老师用木棒揍了。于是，我立刻站起身来，夹着自己的课本，没有打招呼就直接回家了。我跟母亲说我想去别的学校，母亲立刻答应了。后来，母亲又送我去了一家卡斯滕先生开办的男校。不过，那里还是有一个女生，比我稍微大一点。我跟这个女孩成了很好的朋友。女孩常常跟我说，要是她能找到一份工作该有多好。她还告诉我说，她来这所学校唯一的目的就是学习算数，因为她的妈妈告诉她，将来她会成为某个大庄园的奶场女工。

“那等我成为贵族之后，你就可以来我的城堡啦！”我说道。女孩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只是个穷小子。一天，我在纸上画了一座城堡，然后拿去给这个女孩看，还告诉她，按照上帝派来的天使的说法，其实我本出身高贵，只不过在转世时出了一些问题。我原以为，我这番话说完以后，她的眼睛里会露出精神病院的老太太们那样惊诧的眼光。可是我错了。女孩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对她身旁的一个男孩说：“他跟他祖父一样，都不太正常。”我感到全身发抖。我本想通过这番话让他们意识到我的尊贵，哪知却被他们视为同祖父一样愚蠢。

后来，我再也不跟这个女孩说这些事情了，我们也不再是玩伴了。我是整个学校年纪最小的一个，所以当学校里其他男生玩耍的时候，我的老师，卡斯滕先生，总是陪着我，以防我被欺负。卡斯滕先生很喜欢我，他给我很多蛋糕和鲜花，还喜欢掐我的脸蛋。有一次，一个男生因为没有回答上来问题而被罚站在我们座位旁边的课桌上，手里还要举着课本。看到这一幕后，我难过万分，不觉动了恻隐之心。卡斯滕先生看到后，便决定原谅这个男生一次。

老先生后来成了索森电报局的局长，并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据说，当这位老先生后来带着游客参观的时候，总会颇为自豪地说：“嗨，你们也许不相信，我这个老头子可是著名诗人安徒生的第一个老师呢！安徒生曾经是我的学生！”

每年到了收麦的时间，母亲和我会去农田里拾穗。我跟母亲同来同往，就像《圣经》里在波阿斯的肥沃农田里拾麦穗的路德一样。一天，我们去了一处农田，据说那里有一个性格暴戾的看管者。就在我们拾穗时，忽然，看管者手里拿着长鞭从远处跑来了。母亲和其他人立刻就跑开了。那时，我光着脚，穿着木鞋，走着走着又把鞋给走丢了。光脚踩在麦秸茬上，那滋味可真不好受。我根本就跑不起来，于是理所当然地就被落在了后面。看管人走上前来，扬起皮鞭准备揍我。我决定放手一搏。我盯着他的眼睛，大声呵斥道：“你敢打我？你不知道上帝在看吗？”

听到我的话，这个强壮又凶残的男人看着我，眼神忽然变得温和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脸颊，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还给了我一些钱。

我把钱拿回家去，给母亲看。母亲跟别人说，“我们家汉斯真是个怪孩子，每个人都对他那么好，就连那看管农田的恶人都对他这么好，还给他钱呢！”

我在虔诚地信教与迷信中成长起来。对于“贫穷”二字，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我的父亲，用当时的话说，生活得十分拮据，可是父母在我身上却从不吝啬一分钱。我当时的穿着就已经十分讲究了。父亲请来一位老太太，让她把他的旧衣服改小了给我穿。母亲用三四块丝绸缝成一件马甲，再用一块大手帕在我脖子里系上一个蝴蝶结。我的头发用肥皂洗过，吹干之后自然卷。我是那样地光彩照人！

我和父母第一次去剧院，就是这身打扮。那个时候，奥登赛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剧院，我想，应该是特兰普伯爵或哈恩伯爵捐建的。我看的第一出戏是用德语表演的。弗兰克先生是这出戏的导演，他导演的主要是歌剧和喜剧。我最喜欢的一出戏是《多瑙河女人》，不过我看的第一出戏是霍尔伯格的《乡村政客》。

我终究是第一次看到了剧院和剧院里拥挤的人潮，但这次经历并没有在我的心底埋下任何我想要成为诗人的种子。实际情况是，当我看到这么多观众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我有像这间屋子里的人一样多的黄油的话，那我得吃到什么时候啊！不过，剧院还是很快就成为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事实上我并没有很多进去看戏的机会，这倒让我和剧院负责发节目单的伙计成了好朋友。他每天都会给我一份节目单。拿到节目单之后，我会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然后根据这份节目单上的剧名和人物名，尝试着把这出戏的内容想象出来。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无意识的创作吧。

我的父亲最喜欢的读物是剧本和小说，不过他也喜欢历史和经文。在读完一部作品后，他总会沉思很久。有时候他也会拿来与母亲讲，不过母亲并不太理解，于是，父亲就越来越沉默了。一天，读完一节《圣经》后，父亲感叹道：“耶稣其实与你我一样都是人，只不过他更伟大一些而已！”听完这番话，母亲吓得流下了眼泪，我也为此很难过。于是，我在祷告里向上帝请求，请求他原谅父亲对神明的亵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恶魔，就算有，也只存在于我们心中。”父亲又一次发表了自己的高见，于是我再一次陷入了悲哀。我为他和他的灵魂祈祷。那时的我与母亲以及那些邻居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对父亲的这些言论唯有避而远之。一天，父亲早上醒来，发现胳膊上有三道抓痕，也许是刮到钉子之类的东西了。但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却成了恶魔真实存在的证据，那一定是恶魔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留下的印记。

父亲没有什么朋友，在他闲暇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一起去小树林里走走。他非常向往乡村生活。就在那时，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一个邻村的庄园主想要聘请一位专门的制鞋匠。如果能够得到这份工作，父亲可以从庄园主人那里得到一座免费的住所，一个小花园，还有一块可以放牛的牧地。只要一直在庄园里供职，便可以一劳永逸。母亲恨不得第二天就搬到庄园里去。于是，父亲抓住了这次机会，准备制作一双舞鞋来作为试工。庄园主寄来了一匹丝绸，不过皮革部分需要父亲自己提供。接连数日，我们嘴里谈论的都是这双鞋。我想象着，有一天，我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小花园，我可以在里面种上各种鲜花和灌木，我可以坐在草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听布谷鸟歌唱。我非常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满足我们的心愿。我也很肯定地认为，幸福一定很快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鞋子终于做好了，我们看着这双神圣的决定我们一家命运的舞鞋，久久不愿移开视线。父亲用他的手帕包裹好这双舞鞋，然后出发了。我们欣喜地送走了父亲，期待着他载誉归来。然而，父亲回来的时候脸色煞白——他气坏了。父亲说，那个有钱的阔太太根本连试都没试，她只是嫌弃地看了看这双鞋，然后说“浪费了一匹丝绸了”，接着告诉父亲他不能得到这份工作。“你浪费了丝绸，那我也浪费一点皮革好了！”父亲气愤地拿出刀，砍断了鞋底。

我们不可能搬到乡下住了，想到这一点，大家都流下了眼泪。可我依然相信，上帝是可以很轻松地满足我们的心愿的。只不过，如果他真的让我们一家搬到了乡下，那我无疑会成长为一个农夫，那我现在的作家生活就完全不可能成为现实了。我经常扪心自问，会不会是上帝为了我的未来而故意让父母的心愿落空了呢？

父亲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在树林里散步了，几乎没日没夜。父亲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德国战争的事情，这让他着迷，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思。拿破仑是父亲眼里真正的英雄：从无名小卒到成就千古大业，这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当时，丹麦已经与法国结盟了，两国共商战争计划。于是，父亲再次抓住这个机会，毅然参军了。父亲希望自己回家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位光荣的中尉。母亲抹着眼泪，却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邻居们只是耸了耸肩，说在这种时候出去挨一些无谓的枪子，实在是很不明智的。

军队出发的那一天，我听到父亲开心得有说有笑。可我知道，父亲很激动，也有些不安。父亲吻我的时候，充满了不舍。由于我出了麻疹，所以只能躺在床上。鼓声响起，母亲陪着父亲走到了城门边上。他们刚走，祖母就进来看我了。祖母温和地看着我说，如果我死了倒也好了。可是上帝的意愿总是对的，他让我活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忧伤。

父亲所在的军团还没有行进到霍尔斯坦，战争就结束了。于是，志愿军先生再一次回到家，做起了制鞋的老本行。一切又步入正轨了。我还是与我的玩偶一起玩，我拿它们演喜剧，用的都是德语，因为我看的戏剧都是德语的。不过，我的德语其实就是胡言乱语而已，在我的台词里只有一个词是真正的德语——"Besen“（扫）。父亲去了一趟霍尔斯坦，他回来以后告诉我的几种方言里，只有这一个是德语词汇。

“看来，我的这趟旅程对你来说倒是收获颇丰啊！”父亲开玩笑地说道，“上帝会引领你一直前进，但你自己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好好记住啊，汉斯·克里斯蒂安！”不过，我能听得出来，母亲只有一个意图：只要我还听她的话，我就应该好好待在家里，不能像父亲那样拿自己的健康当赌注。

父亲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一天早上，父亲醒来的时候满口胡言乱语，激动地发表着各种演说，全是有关他的战争和拿破仑的。他似乎幻想到自己收到了拿破仑的命令，要他接受指令。母亲立刻让我去找人，不是去找大夫，而是去找奥登赛城外几英里远的一个所谓“女智人”。我找到了这个女人。她问了我一些情况，用羊毛线量了量我的胳膊，然后在我身上做了一些奇怪的记号，最后在我胸前放了一根绿色的小树枝。据她所说，这根树枝就是来自主被迫害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棵树。

“走吧。”女人说道，“沿着河边走，一直走回家。如果你的父亲现在死了，那你还可以在河边遇到他的鬼魂。”

你应该可以想见我当时有多么害怕和难过——当时的我是那么迷信，而想象力又是那么丰富。

“你碰见什么了吗？有吗？”我一到家，母亲便问我。我的心怦怦直跳，但我还是跟母亲保证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这之后的第三天，父亲便走了。父亲的遗体放在床上，我就与母亲一起睡在地上。一整夜，我们都听见一只蟋蟀唧唧地叫个不停。

“他已经死了，”母亲说道，“你不要再叫他了。冰女已经把他带走了。”

我懂母亲的意思。我想到，在前一年的冬天，窗格都结冰了，父亲指着窗户上一处冰花，问我们那像不像一个张开双臂的少女。“她一定是来带我走的。”父亲开玩笑地说道。现在，父亲真的走了，而母亲竟然又想起这段故事来。我自然也备感难过。

父亲被葬在了圣卡努特教堂的墓地，就在祭坛过来之后左手边的门旁。祖母在父亲的坟前种了一些蔷薇。现在，在相同的位置上，已经又葬了两位陌生人。野草早已掩盖了原本娇艳的蔷薇。

父亲去世之后，我便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母亲外出洗衣赚钱，我就一个人管自己。不过我一点都不感到无聊。我一个人坐在家，在我的“小剧场”里做玩偶的衣服，还读剧本。我总是穿戴整齐，干净而大方。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我的金色头发越来越长，越来越黄，我也从来不戴帽子。在我们的邻里，住着一位牧师的遗孀——邦克福德夫人。邦克福德夫人与她丈夫的妹妹住在一起。她们向我敞开大门，还热情地招呼我。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高素质阶层的家庭。已逝的牧师本来也是一位诗人，并且已经在丹麦文坛小有名声，当时他创作的《纺织歌》几乎人人传唱。在我为丹麦诗人而作的小品文中，我也曾歌颂过这位被我的同辈人遗忘的诗人：

纺锤脆响，

转轮飞旋，

纺织歌随风逝去；

年轻人口中传唱的歌啊，

很快便成了心中的永恒。

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到“诗人”这个称谓。很明显，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身份，因为她们在提到这位“诗人”的时候，眼中满是敬畏与自豪。父亲给我读过不少霍尔伯格的戏剧，可是这跟她们口中说到的韵文与诗歌明显是两码事。“我的哥哥是诗人。”邦克福德牧师的妹妹说道，她的眼里闪着光。从她们口中我了解到，成为一位诗人，无疑是一件非常光荣而又无比幸福的事情。于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阅读起了莎士比亚。虽然译文的质量确实不敢恭维，但这依然掩盖不了原著的伟大力量和引人魅力。巫婆，鬼魂，大胆的描写，那些英雄事迹，所有这些都实在太对我的胃口了。于是，我立刻在我的小玩偶剧场里上演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的鬼魂，李尔王的英姿，都在我的舞台上再次复活。当时我对一部戏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死掉的角色越多，故事就越好看。那个时候，我也动手创作了我的第一部戏剧。这大体上是一部悲剧，因为故事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死掉了。故事的主题是我从一首歌唱皮拉缪斯和忒斯彼（古希腊神话中的巴比伦情侣）的诗歌中截取来的。不过，我又加入了两个角色——隐士和他的儿子。他们两人同时爱上了忒斯彼，所以当忒斯彼死掉后，隐士和他的儿子又同时自杀了。隐士的大多数台词都来自《圣经》，也就是《教理问答（手册）》，尤其是讲我们对邻居的道义那一段。这部戏剧，我取名为《阿波尔与埃尔维拉》。

就在我极度开心又得意地把我写的这个故事读给我们街道的人听之后，一个邻居自认为很风趣地说：“你还不如叫它‘鲈鱼与鳕鱼’呢！”我感觉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因为我觉得她这样说完全是在嘲讽我写的故事无趣。我难过地告诉了母亲。

母亲的回答让我备感安慰。“她这么说的唯一理由啊，是因为她儿子没本事写出这样的故事来。”我觉得备受鼓舞，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部戏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我开始发觉，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个问题，像国王和王后这样尊贵的角色，怎么可以说平常人说的话呢！于是我就问母亲还有各种各样的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国王通常是怎么说话的。不过，谁也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他们告诉我，在奥登赛见不到国王，所以他们也不清楚国王是怎么说话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国王说的话应该是一种外国语言。于是乎，我找来了一本词典，里面有德语、法语、英语以及相对应的用丹麦语解释的含义。这对我非常有帮助。我从每一种语言里找来一个单词，然后把这些单词加入到国王和王后的台词里。这简直就像《圣经》中所说的“巴别塔”一样的语言，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配得上国王尊贵的身份。

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听我读我的戏。在我看来，能够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可我却从来都没有想过别人是不是愿意听。

邻居的儿子去了一个织布加工厂，每个礼拜都可以带一笔钱回家。而我，用别人的话说，只会“游手好闲，一事无成”。于是我现在也要去织布厂上班了。母亲是这么跟我说的：“倒不是为了那么点钱啦，只是这样一来，我就能更方便地知道你在哪以及你在做什么了。”

祖母带着我去了织布厂。她感到很舍不得，她说她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跟这些穷小子一起干粗活。

在织布厂里上班的短工大多都是德国人。他们爱唱，爱说笑。一个粗俗的笑话就可以让车间里笑开了花。我听在耳朵里，但在我单纯的心里，我依旧认为这些污言秽语实在是很奇怪。在我心里，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些有趣。当时，我的嗓子依旧嘹亮，可以轻松唱出女高音的调子。我对此十分清楚，也十分得意，因为每当我在父母的小花园里唱歌的时候，在外面马路上的行人便会驻足聆听，有时隔壁村委会的公务员还会走到篱笆旁仔细听呢！当织布厂的人问我会不会唱歌的时候，我张口就来了一嗓子。所有的织布机都停止了旋转，所有的短工也都停下了动作。我唱完一首，他们又要我再唱一首，于是我手头的工作就被分给了别的男孩。我告诉他们，我不但会唱歌，还会演戏，我读过霍尔伯格和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大家都很喜欢我，在织布厂的前几天，我过得十分开心。可是后来的某一天，当我依旧在放声高歌，每个人也都在感叹我的声音清脆嘹亮的时候，一个短工忽然大声说：“他一定是个女孩，不是男孩！”这个短工不由分说地上前抓住了我。我吓得又哭又叫。可是，别的短工竟然觉得这样很有趣，所以都一起来按住我的胳膊和腿。我扯着嗓子尖叫着，觉得自己很丢人。接着，我飞也似的跑回了家里。母亲立刻许诺我说，我再也不用去那家工厂了。

我再一次拜访了邦克福德夫人。我带了自己手工制作的一个白色丝绸针垫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我还认识附近一位年老的牧师的夫人。她会从图书馆里借来一些书，然后要我大声读给她听。其中有一本书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雨水狠狠地打在窗格上。”

“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老太太说道。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这么认为，她回答说：“从开头，我就能知道，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故事一定会越来越有趣的。”

我对她这样的参悟感到无比崇拜。

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奥登赛城外很远的一个小镇——波根斯。波根斯是母亲的出生地，母亲以前的一位邻居现在还住在这里。那位夫人说过，让母亲有空的时候去看看他们。于是，我们就在这里小住了一段时间。我享受着旅程中的每一秒。我们徒步走了两天才到。乡下的景象让我印象深刻，看到这画面的第一眼，我就决定自己也要成为一个乡下绅士。当时正值采啤酒花的季节，我与母亲一起坐在箱子上，旁边还坐着很多村民，中间摆着一个大箱子。大家就这样择着啤酒花。大家兴致勃勃地给我讲故事，告诉我他们所见过或是经历过的奇遇。一天下午，一个老人告诉我说，上帝知道一切，不管是发生了的，还是尚未发生的。这句话一下子占据了我的头脑，我再也无法思考任何别的事情。傍晚，我一个人从田里走回家，正路过一个很深的水塘。我跳到水塘中几块石头上，一直在脑中的那个想法着急地往外钻。上帝是不是真的知道这里即将发生什么呢？我想，上帝应该已经决定好了要我长命百岁吧。可是，如果我现在就跳到水里，把自己溺死，那上帝就不能如愿了啊。我忽然非常坚定地想要投水溺毙，于是我跑到水最深的地方。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想法闪过我的脑海：是恶魔想要控制我啊！我发出一声惨叫，丢了魂似的跑开了。我哭着投入母亲的怀抱。可是，不管是母亲还是别人，都无法问出我到底怎么了。

“他一定是看见鬼魂了。”一个女人说道。我想，她是对的。

母亲再婚了，这次的丈夫依旧是一位手艺人。不过，继父的家人倒是觉得这门婚事降了他们家的门第，于是不准我母亲或是我去看望他们。继父是一个严肃的年轻人，他从不管我的教育。于是，我就成天鼓捣自己的西洋镜和玩偶剧场。但我最大的兴趣所在，是收集各种明亮颜色的布片和丝绸，然后自己剪裁、缝制。母亲认为，这对将来我做裁缝是非常好的训练，而且她笃定地认为我是为了做裁缝而生的。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的唯一理想，是要进戏院，做一个演员。母亲诲而不倦地劝阻我，因为她所了解的戏院只有一种——走钢丝、玩杂技、耍把戏的马戏团。“那你可得想好了！进戏院一定要挨鞭子的。你会被饿得半死，来保持身体的轻盈，然后他们还会给你喂油喝，来保持你四肢柔软。”不行，我应该成为一个裁缝才是。“你看看迪克曼先生现在过得多好啊！”迪克曼先生是我们镇上第一个裁缝。“他住在克洛斯大街，门窗透亮，桌旁有好几个短工……你要是也做个裁缝有多好啊！”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唯一的好处就是，做了裁缝，我就可以收集更多的布片来给我的玩偶做衣服了！

父母搬到芒克米尔城门外一条街上了。新家有一个花园。这是一个又小又窄的花园，它只有一条长长的花圃，里面种着黑加仑和醋栗丛。一条小路一直通往芒克米尔城门后面的小河。上游下水的时候，三座水车就会不停运转，直到上游水闸关闭。而当河里所有的水都快要抽干的时候，河床就会露出来，这时候能看到一些小鱼在河床上扑腾，徒手就能抓住它们。大水车下面的肥肥的水老鼠也会趁机过来喝水。当水闸再次打开，河水会再次倾泻而出，冲击出厚厚的泡沫。水老鼠都看不见了，河里再次填满了水。就像在西海边采集琥珀的人一样，我已经走到河中央了，于是吓得连忙往岸边跑，踩得水花四溅。

那时，我喜欢站在一块被我母亲当作搓衣板的大石头上，用尽全身力气放声歌唱。有时候，我唱的是我会的歌曲；有时候，我唱的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旋律，我只是随着性子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相邻的花园是福尔比先生的。丹麦民族诗人欧伦施莱格（欧伦施莱格，1779-1850，丹麦诗人，丹麦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他的诗歌《可爱的地方》被定为丹麦国歌）在自传里提到过福尔比的妻子——“贝克小姐”。贝克小姐曾经是一位演员，十分美丽动人，就如同她在戏剧里表演的“艾达·蒙斯特”一样。

当他们在自己花园里招呼客人的时候，他们总会驻足聆听我的歌声。这些，我都知道。大家告诉我，我有一副好嗓子，我一定会因此拥有好运气的。我经常思考，这份好运气到底会通过何种方式到来。我一直相信，发生在神话故事里的都是事实，因此我一直盼望着神奇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一次，我在河边玩耍的时候，一个在河边冲洗衣服的老太太告诉我，在正对着奥登赛这条河流的地底下就是中华帝国。于是，我开始幻想，会不会有一天，一个中国的王子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从地底下钻出来，听我唱歌，然后把我带回他的王国，让我富甲一方，然后又让我荣归故里回到奥登赛，兴建属于自己的城堡。许多个夜晚，我都在找寻王子存在的蛛丝马迹，甚至还描绘了路线图。

我当时确实很幼稚。但即便是后来我长大了，开始在哥本哈根演讲以及朗读自己的诗作了，我心里仍有一块地方，在殷切地期待着这样一位王子的出现。他出现在我的面前，告诉我他听见了我的心声，他理解我，他要帮助我。

我对于读书的热爱，我所铭记于心的戏剧台词，我独一无二嘹亮的嗓音，所有这些终于还是吸引到了奥登赛镇上几家名门望族的注意。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古灵精怪的性格让他们觉得很有趣。其中一户人家是霍格·古尔伯格上校一家。他们十分关心我，对我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他们甚至还把我引荐给克里斯蒂安王子，也就是后来的克里斯蒂安国王八世。

“如果王子问你喜欢做什么，”上校告诉我，“你就回答，你最大的心愿就是进入文法学校。”所以，当王子真的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便如此回答了。王子告诉我说，我的歌唱和朗读确实很了不起，但这并不代表我是个天才。王子还告诉我，我一定要清楚，学习是极其漫长而又昂贵的。他还说，如果我想学一门手艺——比如说车工——的话，他可以给我提供资助。可我一点都不想当车工啊！尽管我知道，这位王子说的话都是合情合理的，理所应当的，可我依然觉得无比失望。不过自那以后，当我的能力真正地得以体现的时候，王子依旧十分关心我，直至他逝世。我对他深为感激，他对我的恩惠让我永生难忘。

我长得飞快，很快就成了一个瘦高个。母亲说，这么大的孩子一点目标都没有是不行的。于是，我被送去慈善学校念书，但我只学宗教、写作以及算术三门课，其中，算术学得最差。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一个单词都拼不对。我在家从不看书，只在上学的路上看一会儿。母亲颇为得意我的记忆力，于是就拿邻居家的儿子开涮道：“你们家儿子读书听得人头都昏了，而我们家汉斯·克里斯蒂安，虽然从来不看书，却什么都记得。”老师生日那天，我总是会给他编一个花环，然后献上一首小诗。老师有时候微笑着收下，有时候却一脸不屑。上次他再次收到我的礼物的时候，竟然还批评了我一通。老师名叫维尔哈文，来自挪威。他是个好人，但性格暴戾，而且不苟言笑。在讲到宗教历史的时候，他总能给出最激动而又生动的讲解。听着他的课，墙上挂着的从《旧约》里选取的图画忽然都活灵活现起来。对我来说，这些简朴的图画忽然都像拉斐尔和提香的名作一般精美绝伦，意蕴无限而又栩栩如生。我经常坐在教室里看着这五彩斑斓的墙壁出神，于是老师就经常敲打我，提醒我不要走神。我经常给男生讲一些新奇的故事，当然了，故事的主角就是我自己，但有时候他们也会因此而嘲笑我。街上的男生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听说了有关我的事，都知道我心意已决，想有朝一日成为上流人士。于是有一天，几个男孩子聚成一群追打我，并大声嘲笑说：“看啊，大剧作家跑啦！”我躲到家里的一个角落，默默流下眼泪，然后向上帝祈祷。

母亲说我必须接受坚信礼（坚信礼是基督教中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是坚定对基督教的信念的仪式，一般在少儿十四岁时进行。孩子只有被施坚信礼后，才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这样才可以成为裁缝学徒，才能成大事。我明白母亲这都是为了我好，可她并不理解我所向往的东西和我为之付出的努力，虽然当时的我也并不是十分清楚。母亲身边的人总是曲解我奇怪的举动，说我不太正常。

当时，我们那里属于克努特教区。要接受坚信礼的学生，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报给院长，也可以报给教士。那些所谓上层家庭的孩子，以及那些要上文法学校的学生，通常会把自己的名字报给院长，而相对穷困一些的家庭的孩子就直接在教士那里报名。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自己的名字报给了院长。院长其实很清楚，我把自己的名字报给他，完全是虚荣心作祟，但他还是接受了我。所以，尽管我在院长的排位中排在最下面的位置，我依然还是要比教士的受教员要高一等。我自己清楚，并不完全是虚荣心让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还有一层原因是，我有些害怕那些穷孩子，他们总是嘲笑我。再一个原因是，我发现文法学校的学生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他们比别的孩子好太多了。当我看见文法学校的学生在教堂的院子里玩耍的时候，我会站在扶手旁静静地看着，暗暗地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并不是希望能跟他们一起玩，我只是羡慕他们可以读到更好的书，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作为院长的受教员之一，我其实是有机会与他们交流，跟他们玩耍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我似乎从不曾有机会跟他们一起玩耍过，他们也几乎不同我讲话。每天我都感觉自己像一个局外人，努力地想要融入，却又从不被接受。不过，这一群人里有一个小女孩（似乎是这群人中阶层最高的，我会在下文中再次提到她），她总是温柔而又友好地看着我，有一次还赠给我一枝玫瑰花。我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家，第一次发现原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轻视我、讨厌我。

一个年长的女裁缝帮我把死去的父亲的大衣改成了一件合身的受礼服。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大衣。我还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双长靴。我太得意了，唯一的担心就是别人看不到。于是，我把靴子套在裤子外面，得意扬扬地在教堂里走来走去。靴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这一点不仅不让我感到尴尬，反倒让我备感自豪。我心里想的是，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能听见，也就能看到我这双新靴子了！不过，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本应在这里受礼的我，现在竟然一门心思地想着自己的靴子了。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于是，我向上帝作了最诚恳的道歉，恳求他原谅我刚才的三心二意，然而没过多久，我又忍不住想起我的新靴子了。

过去的一年里，我已经积攒了一小笔钱。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三十先令。能够拥有这么大一笔财富，我感到欣喜若狂。母亲这段时间异常坚定地劝我去做一个裁缝学徒，于是我向母亲请求让我去一趟哥本哈根，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你去那里做什么呢？”母亲问道。

“我会出名的！”我回答，接着我给她讲了许多我读到的名人事例，“他们都必须先要经历一段逆境，然后才能绝处逢生，成为名人。”

完全是一股莫名的冲动驱使我这么做的。我哭喊，恳求，最终，母亲同意了。这也是发生在请了一位“女智人”之后的决定。她通过一些咖啡渣和纸牌，了解了我的命运。

“你的儿子会成为一个伟人的，”女智人说道，“有朝一日，奥登赛都要因他而发光。”

母亲听到这番话，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理由留住我了。邻居们都跟母亲说，让我这样一个才十四岁的孩子就只身去闯荡世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哥本哈根太遥远，太辽阔，太复杂了，而我在那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都知道，”母亲回答说，“可是如果不同意，这孩子就不让我安生啊，就让他去吧。我敢肯定，他能走到耐伯格就不错了。看到大海，他一定会吓得跑回来的。”

在我受坚信礼前的那个暑假，皇家大剧院的一些歌者和表演家来到了奥登赛，表演了一些歌剧和悲剧。整个小镇都沸腾了。因为与发节目单的伙计关系不错，我有机会去后台观看演出，还上台演了几个小角色——侍者、看管之类的，我甚至还说了几句台词呢！我对表演充满了热情。别的演员刚到化妆间，我就已经穿好全套衣服等待上台了。他们兴趣盎然地看着我，我孩子气的模样以及一本正经的表情让他们忍俊不禁。他们热心地与我交谈，我感到他们是那样地特别、亲切。曾经从旁人口中听到的对于我歌唱和朗读的褒奖，再一次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掌声的佐证。是的，我是为剧院而生的！我应该在舞台上一唱成名，我应该用自己的表演征服观众，证明自己！正因为此，我一定要走上哥本哈根的大舞台！从这些表演家口中，我还得知，在哥本哈根有一个大剧场，在那里上演着一种超越了歌剧和喜剧的叫作“芭蕾”的节目。我还听说了一位著名芭蕾舞蹈演员的名字——莎尔夫人，据说她的表演无人能及。于是，这位莎尔夫人就成了我心中的女王。我想，如果能得到她的支持，我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了这些想法之后，我去拜访了老印刷工埃文森。埃文森是奥登赛镇最有名望的几个居民之一，据说，他与从奥登赛镇出去的几位名演员都相交甚好。于是我想，他一定也认识这位著名舞蹈家。我一定要请他为我写一封推荐信，引荐我去认识这位舞蹈家。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上帝定夺好了。

老人是第一次见我，在听了我热情洋溢的请求之后，他真诚地劝我还是放弃这一打算，安安分分学一门手艺。

“那简直是一种罪孽。”我回答道。

老人对我的反应吃了一惊，于是答应帮我的忙。老人说，他与这位舞蹈家并没有过私下接触，不过他还是愿意一试，写一封推荐信。拿到信之后，我感觉自己距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母亲把我的衣服打成一个小包，然后找来一位驾驶马车的车夫，与他商量好了价钱——六先令，把我送到哥本哈根。出发的那个下午，祖母一直把我送到城门口。过去的这几年里，祖母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她抱着我哭了很久，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然后，我便远走他乡了。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祖母，在我走后的第二年她就离开了人世。我连她的坟墓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她长眠在贫民区的墓地里。

马夫吹响了出发的号角。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感到阳光似乎照进了我快乐洋溢而又充满童真的心房。一路上，我对我看到的每一样新鲜事物都兴致盎然。我正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可是，当我终于到达耐伯格的贝尔特海峡，并坐在驶离我家乡奥登赛岛的小船上时，一种强大的空虚和寂寞感将我吞没。从现在开始，我无依无靠，只有上帝与我同在了。

船刚刚在西兰岛（西兰岛，是丹麦人口最密集的岛屿，位于哥本哈根以北约45公里，总面积7031平方公里）靠岸，我便立刻走到岸上一处小屋后，虔诚地跪了下来，恳求上帝帮助我、指引我。祈祷以后，我感到自己内心平静了许多。我完全相信上帝的安排和我自己的命数。白天黑夜，我都穿梭在城郊之间。当我独自站在马车旁，吃着打包的面包时，我告诉自己，我已离开家乡，身在辽阔的世界。

【导读】

有梦才有远方

你的梦想是什么？

为了梦想，你做过怎样的坚持和努力？

安徒生用他的一生，回答了这样的两个问题。

他曾经说，自己的一生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快乐又曲折。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他从未停止过探寻的脚步，如今他被誉为举世无双的童话大师。

在人生的开端，他度过了自己纯真快乐的少年时光。此处节选的这些文字，是他在50岁时写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中的第一章。文章中追忆了自己儿时的经历，其中始终交织着想要证明自己非同一般的梦想，而那些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贫寒、窘迫、孤独，与少年的自命不凡相比，就显得似乎不那么重要。在含泪的微笑中，我们也领悟到，很多时候，心灵需要梦想，更甚于物质。在安徒生的文字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苦难无法阻挡梦想，即使被嘲笑、受孤立，他也从未放弃，因为梦想的魅力就在于它远高于现实，绝不是触手可及的。当14岁的他下定决心只身闯荡走向远方，只有梦想，照亮那未知的辽阔世界。

1805年4月2日，这个日子，因为安徒生的诞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个特殊的纪念日。一来到人世，他就被投身于一个由鞋匠、洗衣妇、狱卒、士兵、花匠、酒鬼、疯人院老人等所组成的世界，而作为粗陋生活中的一种精神安慰，这里弥漫着对神灵和未知事物的敬畏与信仰，这些就是安徒生少年成长的土壤。他无疑是贫穷的。作为鞋匠和洗衣妇的独子，他出生的床架，是父亲由一个棺木架子改的；住的小房子，堆满了杂物，拥塞到无法打开他的折叠床；受邀请参加的，是去劳改所的家庭聚餐；只有偶尔去祖母工作的精神病院，才能吃到比自家饭菜美味得多的饭菜；收麦的时间，光脚穿着木鞋，和母亲去田里捡麦；印象中十分讲究的穿着，就是父亲改小的旧衣，母亲缝制的马甲和一块大手帕系的蝴蝶结。但是儿时的他对于这贫穷并无概念，在回忆录中，安徒生写道，这是因为自己是在虔诚地信教与迷信中成长起来。当然，他也同时是深受宠爱的。年轻的父母非常恩爱，一个是天赋异禀、始终持有一颗诗人的心的鞋匠，一个是对世界毫无戒心、只有满满的好心肠的洗衣妇。母亲竭尽所能地照料好家庭，干净的亚麻色床单和纯白色的窗帘是她一直引以为傲的事。她忘不了自己比卖火柴的小女孩还要糟糕的悲惨童年——被父母撵出家门乞讨，因为一无所获而躲在桥洞下哭着不敢回家。于是她“简直当做贵族小孩”一般来抚养这个孩子。父亲更是把儿子排在第一位，事事顺着小安徒生的心，为他制作玩具，为他读书，在拥挤的屋子里，他还在所有的空隙里塞满了书和诗集。周末他们会一起去树林里散步，有时带回花或者青草来装点屋子。一家人过着清贫但幸福的生活。他的祖母也天天都来看他，这个温柔可亲的老太太，经历了由富至贫的生活剧变，但却没有一点怨言，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小安徒生，为他带来鲜花，带他去自己工作的地方，这些都给童年的他带来了很多欢乐。

这个时候的小安徒生在性情上有着天生的敏感，也遗传了父亲喜欢独处，喜欢沉思的特点。在很小被抱在怀里去劳改所参加家庭聚餐时，他虽然心惊胆战，害怕得食不下咽，但却在脑海中编了一个有关只身闯强盗城堡的故事。在启蒙学校里，他也很少参与男孩子们的游戏，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在家里，他用母亲的围裙支起自己的“帐篷”，坐在里面看叶子，或者闭着眼睛到处跑。因为没有钱，他很少有看戏的机会，但是在接触了戏剧之后，剧院就成为了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于是他经常会拿一份节目单，找个安静的角落，根据节目单上的剧名和人物名尝试着把戏的内容想出来。同时，他还自带着“贵族”之气。孩提时他就下意识地拒绝和扮演丑角的“傻瓜”有关联。在学校，他认真地跟好朋友说自己出生高贵，只不过在转世时出了一些问题，想通过这样的办法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尊贵。虽然最终适得其反，他被视为是和祖父一样愚蠢的人。

也许梦想就是在这时开始萌芽，在对周围一切的适应和摸索之中。他11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忙于维持生计，这之后安徒生便开始了“无政府”的生活状态。但他并不无聊，因为他拥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父亲对他的阅读影响开始显现，他读莎士比亚，记住了其中很多内容，自己开始创作剧本，读给别人听，努力尝试设计不同的人物语言。他开始意识到了成为诗人是一件非常光荣而又无比幸福的事情。他热爱歌唱，即使是不得不去织布厂做短工，他也用唱歌、演戏来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年少的他一直热切地期待好运的降临，幻想中国王子的突然出现，自己得到了理解和帮助。终于他引起了一些注意，并且在引荐之下真正见到了克里斯蒂安王子，说出自己想要学习的愿望，但是他得到的却是学一门手艺的劝告。小安徒生在这时感到了无比失望，他也更清楚了自己想要什么。在慈善学校里，他对着图画出神，给男生讲新奇的故事。他的梦想在虚构中一点点清晰起来，成为上流人士，成为一个大剧作家，远离现在的一切。虽然这些举动和故事都成了同学们嘲笑、孤立甚至追打他的理由。这些令人心酸的场景你是否熟悉？你的脑海中，有没有闪现出了丑小鸭最初艰难的身影？

为了梦想而出发，坚持独自去哥本哈根，是在母亲异常坚定地劝他去做一个裁缝学徒的时候，这时候安徒生是个14岁的少年。事实上，安徒生的母亲一直都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和支持，她无条件地信赖自己的孩子。无论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汉斯真是个怪孩子，“每个人都对他那么好”式的自豪，还是向儿子解释邻居对他的创作冷嘲热讽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儿子没本事写出这样的故事来”时的勉励，以及“我家汉斯·克里斯蒂安，虽然从来不看书，却什么都记得”的得意，这些都成为安徒生在自己的世界里跌跌撞撞继续前行的动力。但是当母亲把要他接受坚信礼，成为裁缝学徒当成大事时，安徒生意识到母亲并不理解自己的梦想和为之付出的努力，而且母亲身边的人也总是曲解安徒生奇怪的举动，认为他不正常。最爱你的人不理解你，这是莫大的悲哀。为了坚持自己，他只能选择离开。

这个奥登塞镇上的奇特男孩，在贫寒窘迫的困境中，依靠着内心的力量，勇敢地选择自己的生长方向。当他从耐伯格的贝尔特海峡出发，生活就打开了新的册页。从另一面来看，童年的生活经历，也在他敏感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使当安徒生成名后彻底摆脱了贫困的压迫，他那颗易受伤害的心灵中强大的感应力也未曾改变，依然是那么脆弱和伤感。但是，这份悲情的宣泄与倾诉却诗意地化作了创作上的灵感。

安徒生的一生都在追寻梦想的路上，走向远方，还有远方。他始终都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神奇的力量，儿童式的认知与判断思维以罕见的连续性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正因为如此，他将自己的一生视为一个童话，在他的自传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他笔下的童话人物的影子，同样的，在他的童话里也有许多他的生活痕迹。生活与创作是融为一体的，这种独特的心灵感应力和思维方式，也是安徒生之所以成为安徒生的关键。